[2]另外，笔者遍查了1982年以来我国出版的受到较大程度关注的中国宪法教材、解说中国宪法的著作、辞书[3]和涉及对《宪法》第126条中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解释的论文，发现法学界对依照法律这个短语虽下过一些研究功夫，但意见颇不统一，而且迄今远没有达成共识。
如果政府权力过大就过正了，反之，政府权力不够就是不及，所以，不能因为限制君主与政府的权力使君主与政府丧失履行职责必需的足够权力。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
于是，管仲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并开始布局天下。管仲为了制止战争，结束天下动乱，建立天下和平的社会为齐国制定了尊王攘夷的国际战略。如果粮食原价为一，这就有九倍盈利。（《管子》第48章 治国）[5]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齐国开国国君齐太公姜子牙 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各自保证其所管，不准有所荒怠。[37]1、立法公平 完善法制管仲依法治国是为了实现自己以人为本富民治国，和谐天下的政治理想，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所以法律首先要保证公平完善。寿康、公敢说，孙中山的举动完全与吴佩孚一样，不顾兴师无名，行事违法，只求笼络武人，排斥异己，这一点我们对于孙氏未免不满。
[41]追求最新最好的方案，孙中山的汽车论是典型。(37)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向?表面看，是由于他们对军阀玩法、政客弄法、国会堕落的失望，他们认为法统已经断绝，便将宪政理想放置一边，作了直接行动的独立青年。这究竟是何等的局面啊!我们如真想做人，真想做民国的国民，我们应得赶快准备牺牲，只有热血的花，白骨的树，能够结成光辉灿烂的果实!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不能不动容，也不能不对他们所面对的惨酷现实而哀叹。而马克思主义由于具有肯定的教条，提供一种可资慰藉的信仰，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秩序的保证，对年轻人尤其有吸引力。
(31)1925年11月，《孤军》出版了终刊号，上面登载灵光的《以护法始以革命终的孤军》一文，对孤军的转变有详细的解释:孤军奋斗，实在是又悲又壮，但是在孤军奋斗的初时，我们实在对于前途，没有多少把握，眼看着这个社会腐败的情形，和人们对于政治的不关心，我们真不知道这个孤军得奋斗到什么时候?它到底是以孤军终其一生么?抑或也能够成为万众，而有独立的希望恁么一日?我们对于同志的纠合，世间的同情，在初时盖均毫无把握，而只是凭着这一颗放不下，忍不住的赤心，任着感情的冲动，而发出呐喊之声，罢了。他们还是浑然噩然，悠哉悠哉，缺席的缺席，捣乱的捣乱。
而宪政关涉的则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更多是对政府分权制衡的问题。当然，宪政可以让一个国家政权合法化，宪政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能激发个体的发挥巨大能量，由个人才能力气的解放与竞争带来国家的独立和富强。(2)由内乱而带来的民众失望、政府违法、工商业不发达，是这一过渡期的写照。由此可见，早期的孤军派是典型的法治派、宪政派
我们从德日和台湾的文献中见识到关于这种区分的拗口的法理分析和同样拗口的个案裁判经验，开始运用引进或者发明的说法进行辩论，终于，法院可否适用宪法的问题成了争论不休的宪法学问题，在被裹进宪法司法化运动后便走到了否认司法裁判（不论直接还是间接）可以适用宪法的地步，仿佛得到了难得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一致的效果。意即最高决策缺乏诚意。为什么要固守如果不是绝好便宁可绝滥的思维定式呢？即便把能否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问题暂时搁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位阶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违宪审查，也理应成为宪法学界的基本共识，那样也可以拦截一半的违宪立法吧。对法学者来说，遵守有些语感的别扭，需要被范式转换成适用宪法。
掌权者的想法无从也无需多加揣测，宪法学者要问的是，宪法如何规定，如何践行之。关于法官能不能适用宪法条款，八二宪法态度是明确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黄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然而，在普世价值论和扬弃技术论的夹击下，在西化和本土间锻炼平衡术是困难的，加上理想和权欲的张力，即便宪政法治理想的热切追随者，一旦行动起来也难守宪政法治底线。
上述分析唯一可能的遗漏是，最高法院1955年和1986年有过两个司法解释，指示各级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要直接引用宪法，这便成了支持司法不能适用宪法的强有力的法理依据。算不上复杂的知识，操作起来也没那么困难，至少不比适用一般部门法更困难。好比考试交卷前学生应该自检一两遍，虽不及第三者的检查来得有效，但查出一半甚至一大半的错误也是可能的。八十年代末，司法机关迫于部门立法及相关法理匮乏或依法裁判后果明显有违司法公正的原因，比如在1988年工伤概不负责案以及不少的名誉侵权案中，就直接以宪法条款为依据进行了裁判，现在回看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裁判文书，从宪法和司法裁判学理角度挑剔都无可指责。1957年11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作出《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民事纠纷被诉法院可否传唤问题的答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讨论，认为我国《宪法》第37条的规定，在于保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便利其执行代表职务。其中有政治因素，但学术界的理论和学说分歧造成的阻力似乎更大，本世纪初宪法司法化的发起和失败的例子就是证明。
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人民法院，法院遵守宪法自指在它的核心工作即司法裁判中遵守宪法。这是按照立法原意进行的宪法解释：根据五四宪法第37条的字面理解，民事审理也是属于审判的一种，但天津市中级法院遇到的具体案件让人对这种字面解释的结果的妥当性产生了怀疑，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立法原意，即不影响代表执行代表职务，将审判减缩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审判。
同样无需避讳，事先批准和事后撤销的对象，表面上都没有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果执着于相关条款的字面意思，好像可以得出法律不可以进行违宪审查的判断。恪守规范法学之以既有法规范为工作起点的法律职业操守，规范宪法学者会依次询问三个问题：一是现有宪法审查制度如何？答案应该是，八二宪法设计有违宪审查的框架，可看作违宪审查制度的雏形。
更加不幸，宪法司法化运动失败不仅中止了最高法院取得美国式司法审查权的野心，也终止了内置于八二宪法文本的各级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应该适用宪法的制度设计。此外，如果宪法规定包括法院在内的一切权力机关都要遵守宪法，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不同指示的资格如何取得？而所谓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直接和间接适用的区分或者合宪性解释这样的纯粹法学技术主张，完全不能妨碍明显的宪法主张。
我国宪政事业的曲折，如果有些要归结到宪法学者贡献了错误的认知，那就改正吧。这两则司法解释主要针对裁判文书的制作技术和撰写风格，而法院制作裁判文书如何引用法律和法院裁判如何适用法律以及如何进行法律论证完全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中国法律文书体例崇尚极少主义风格，虽然司法实践中频繁使用各种法理学说，却从不体现于裁判文书。到了新世纪，我国基本完成建立法律基础框架的立法工作，尤其在民法中已嵌入了用以矫正私法自治缺陷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条款，这两个条款弹性之大几近包罗万象，在这种局面下宪法适用才得以作直接适用与间接适用的区分。这是在考验法律工作者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技术水平：面对立法或立宪漏洞或其间的相互矛盾，该如何理解法律和宪法规范的顺位关系，从而给出适用或不适用的判断？这就牵涉到了法律解释者的宪政法治理想了。
如把宪法看作一个文本系统的话，就能得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在八二宪法的宪法监督权框架内的结论。现实权力运作或者追寻政治逻辑，其行动不符合宪法逻辑，这是宪法危机，但只要政治平衡还在，对于宪法学研究来讲，就不需要在学术上破坏规矩。
比如，五四宪法第37条规定：全国人大代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全国人大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法律草案准备的最后阶段设有类似一道违宪审查防线，可以拦截不少法律的隐患吧。
二是，30年前就有所设计和安置的宪法制度，为何迄今没有得到启用和发展？答案是，并不是完全没有启用和发展，只是不够理想。或执着于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规定，或执着于法律不属于宪法监督对象的判断，从宪法技术角度来讲，无论哪种偏向均需论证为何排除宪法文本中关于对立面意见的规定，而不能仅仅固执于宪法文本中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条款。
天津市中级法院在审理一件民事案件时对该条的适用拿捏不准，故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解释。假设八九十年代最高法院基于当时立法滞后而法官无法可依的困难，根据宪法适用的成功经验，指示各级法院在一般法律没有具体规定时可适用宪法，司法界和学界的工作重点便会集中到司法如何适用宪法的问题上来，人大常委会或者会默许这种行为，而不质疑其违宪。实则，《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按表面意思作直白的推理，结论是，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得抵触宪法，则违反者无效，而且根据同一条另款作出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规定，违者当承担法律后果。前三次活动的目标和观点清晰可辨，良性违宪论可粗略概括为橡皮筋策略，以为宪法可随意塑形和突破，后两者则很想从建设具体的违宪审查制度着手，使宪法活动起来，并改被动为主动。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但因此断定我国的代议制审查机制形同虚设，也不公允，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自五四宪法起就一直以类似询问答复的方式进行着事先审查的工作，且不乏漂亮的宪法解释。此即宪法的间接适用，亦即宪法学界现在热门的所谓合宪性解释。
也许法学界尤其宪法学界沿着这条线索，持续鼓励和支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工作，揭示宪法解释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其中的技术性，那么也许，就在八二宪法设定的事先批准和事后撤销机制框架下，我国的宪法审查的意识和技术比现在的水平会跨进一步。规范宪法学派呢，至少在有学术派别意识的宪法学者那里，成了宪法学较为活跃的部分。
中国特色的宪法审查机制不够理想，也没必要一棍子打死。于是问题来了，如果法律不在事先批准和事后撤销的对象之内，该如何监督其是否抵触宪法以及如何追究呢？可能答案是，八二制宪者没有考虑仔细或者没有达成一致从而出现了规范漏洞，需要根据具体法律或宪法问题予以漏洞补白。